“关学”地位
“关中学派”即“关学”，与湖南周敦颐的“濂学”，河南二程的“洛学”三足鼎立。
这三大学派又与朱熹的“闽学”并称为宋代理学四大学派。
横渠先生
北宋大儒张载居关中开创“关中学派”。
张载(1020年-1077年12月6日)，字子厚，凤翔郿县(今陕西眉县)横渠镇人，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、教育家，被尊称为横渠先生、张子。
南宋嘉定十三年(1220年)，宁宗赐其谥号“明公”。
南宋淳佑元年(1241年)，理宗封其为郿伯。
张载被奉祀于孔庙西庑第三十八位。
元代立周敦颐祠，以张载与程、朱配食。
明清之时，张载的著作一直作为开科取士的必读之书。（陕西眉县张载祠）
何为“关学”？
横渠先生钻研儒、佛、道三家学问，推崇儒学，完善了由韩愈所开创的，以儒学为主、兼容佛道的新儒学体系。
他提出的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，至今仍是有志之士的座右铭。
冯友兰将此总结为“横渠四句”。
他提出了理学的一系列基本范畴和命题；建构了理学的基本框架；确立了理学“民胞物与”的价值理想，成为宋代理学的奠基人。
张载的思想从总体上可以归结为：以“气”为本；以“礼”为教；注重实践，主张经世致用。
“气”虽然是中国古代哲学用以表示物质存在的基本范畴，但在张载以前依然没有超出宇宙构成论和生成论的范围。
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气一元论哲学体系，开辟了朴素唯物主义哲学的新阶段。
他教育弟子关心时政、体察民情，力求“经世致用”。
他的“以礼为教”思想，被后来的“关学”学者一直沿袭，成为“关学”精神的核心。
正如学者陈俊民所述：“关学不是历史上一般的‘关中之学’，而是宋元明清时代关中的理学。”（《关学源流辨析》）（横渠四句书法）
张载与“关学”的影响
冯从吾，万历朝进士，官至工部尚书，建关中书院，为“关学”集大成者。
他这样评价张载：“其学以易为宗，以中庸为体，以孔孟为法，穷神化，一天人，立大本，斥异学，自孟子以来，未之有也。”（《关学编·横渠张先生》）。
著名思想家王夫之自称是张载气一元论的继承者。
李约瑟曾评价张载的思想是“十一世纪关于感应原理的非常明确有力的叙述，”长期保持着“它的活力”（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）
从北宋张载至民初牛兆廉，关中学人皆尊张载为“关中士人宗师”。
七百年间，薪火相传，形成了“关学”内在一致的精神气质、学术宗旨、价值追求和治学作风。
独特的“关学”精神，又对关中百姓的思维方式、价值观念、人格精神、民风民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“三原学派”
明成化（1465～1487）之后，关中出现了王恕（孝宗朝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）、王承裕（嘉靖朝户部尚书）父子、马理（正德朝进士，光禄大夫，谥号忠宪）、韩邦奇（正德朝进士，官至南京兵部尚书）、杨爵（嘉靖朝进士，谥号忠介）等一批“关学”大儒。
由于这些大儒主要在三原进行讲学、讨论，所以三原逐渐成为“关学”的中心，并形成了“关学”的分支——“三原学派”。
“三原学派”从此将“关学”推向了一个高峰。
（三原宏道书院遗址）
“三原学派”对“关学”的发展
陕西三原于西安以北四十余公里处，史称“关中壮县”
《史记》称为三原为“天府之国”，记载黄帝曾在三原嵯峨山上铸鼎，为商鞅变法故地。
三原境内有秦郑国渠遗址，唐高祖李渊献陵、唐敬宗李湛庄陵、唐武宗李炎端陵、唐德宗李适崇陵等古迹。（三原唐敬宗庄陵）
三原还是唐朝名将李靖的故里。
发达的农耕经济与颇深的文化积淀，为“三原学派”的建立营造了物质基础与学术氛围。
三原学派改变了明朝立国以来独崇朱学之传统，吸收了阳明心学，重新诠释了《易》，主张思想上回归张载，并对张载著作进行了诠释，提倡“躬行礼教”、“崇尚气节”的学风。
黄宗羲言：“关学大概宗薛氏，三原又其别派也。其门下多以气节著，风土之厚，而又加之学问者也”（《明儒学案》）。
清末“三原学派”的传承
清后期，关中学者有大家：一为三原贺瑞麟，为理学家之领袖；一为咸阳刘古愚，为经学家之领袖。
贺瑞麟，字角生，号复斋、中阿山人，被授国子监学正衔，晋五品衔，为关中三学正之一。
贺瑞麟之学以程朱为准，又以倡导张载礼教为己任，延讲古礼，教化风俗。
贺瑞麟是“三原学派”最后的代表者。
（贺瑞麟书法）
“三原学派”大儒的风范与影响
首先，“三原学派”坚持“为天地立心”，“刚正清严”，为士者立好官风。
“三原学派”在仕途期间能严守“气节”，做到以天下苍生为重。
王恕曾39次上疏谏言。
《明史》载：“弘治二十年间，众正盈朝，职业修理，号为极盛者，恕力也”。
马理曾因谏止武宗南游和嘉靖推崇私亲，两次受到廷杖。
吕柟先后上疏明武宗、明世宗“亲政”、“兴礼”、“勤学”，遭下狱、贬官。
（王恕，谥号“端毅”）
其次，“三原学派”注重培养人才，树立了持续数百年的优良学风。
明清“三原学派”在三原开设的众多书院从根本上教化了学风。
弘治元年（1488年），时任礼部尚书的王恕在故里三原力主重建百年前的学古书院。
该书院一直延续至1915年。
明弘治三年（1490年），王恕告老还乡，与其子王承裕创建三原宏道书院。
王恕、王承裕认为“人犹木也，养之则成栋梁，失养则为薪蒸”。
王承裕“宗程、朱之学为阶梯，祖孔、颜以为标准”（冯从吾：《关学编》），注重以礼为教、以礼为先，力行实践。
宏道书院日渐成为陕甘两省学子深造的学府和关学中兴的阵地，跻身“关中四大书院”之列，并且造就了康海、吕柟两位明代状元，以及大学者马理。
马理在当时有“学接横渠，功著久经”，有与横渠先生并论之誉。
（三原马理墓）
故关中督学杨一清叹曰：“康生（康海）文辞，马生（马理）、吕生（吕柟）经学，皆天下士也。”
马理辞官后讲学于嵯峨书院和商山书院。
吕柟著有《礼问内外篇》，任国子监祭酒时，以四书五经及仪礼为教材，贯彻“礼以立之，乐以和之”。
清朝时有“学风之盛莫过三原”之誉。
康熙六十一年（1722年），陕西总督年羹尧奏请，陕西督学署移驻三原。
清末三原人贺瑞麟成为关中传播程朱之学影响最大者。
同治七年（1868年），贺瑞麟任学古书院主讲，并扩建藏书阁。
同治九年（1870年），贺瑞麟创立正谊书院，并一直持续至1948年。
他讲学二十余年，所授弟子多为清末民初以及影响现代的大家，省内外所教弟子数以万计，其中最著名者为牛兆濂。
牛兆濂即陈忠实所著小说《白鹿原》中朱先生的原型。
最后，“三原学派”强调经世致用，泽及乡里，培养了守礼、务实的民风。
王承裕曾在宏道书院刊布《吕氏乡约》、《乡仪》等书，教化士风民俗。
黄宗羲谓其“冠婚丧祭必率礼而行，三原士风民俗为之一变”。
关中百姓的婚丧嫁娶、小孩满月过岁、过寿、过节、聚会沿用《吕氏乡约》至今。
这可以看成“关学”在“礼“方面已经开始了风俗化。
明神宗朝任吏部、工部尚书温纯见三原县清峪河木桥被冲毁，与知县高进孝共同倡建石桥一劳永逸。
温纯首捐千两白银，号召乡里捐助。
历经四任知县共十二载，万历三十一年（1603年）石桥修成，百姓深念温纯与高进孝的德惠，分别建立生祠纪念。
此桥名曰“龙桥”，至今犹存。
（三原古龙桥）
它经受住2008年汶川地震而不倒，而在其旁修于1988年的新桥却发生危险，可见当年修筑之精稳。
另外王恕曾聘常州名士朱昱编纂成《三原县志》，马理修《陕西通志》，贺瑞麟修《三原县新志》。
“三原学派”对于右任先生的影响
三原于右任先生在严格意义上讲，不能算作“三原学派”所谓的理学家或经学家。
但于右任先生受到“三原学派”的熏陶，延续与实践了“关学”的精髓，为后人所敬仰。
他以“为万世开太平”为己任，追随孙中山先生，进行革命。
后来在上海创办了《神州日报》，《民呼日报》等报纸。
民国成立后，出任交通部次长，践行“经世致用”，整顿铁路运输。
他于1919年倡建了三原渭北中学。
三原渭北中学后改名为三原南郊中学，是陕西省著名重点高中。
1923年，以渭北中学为基地，成立了共进社三原分社，推广进步书刊，传播马列主义。
革命先辈习仲勋曾在此学习与开展革命工作。（于右任先生像）
另外他还创立三原女子中学（建于1933）、西北农学院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前身），民治小学（建于1920，贫寒子弟可免费入学）、民治中学（建于1940年），上海大学（建于1922年），承袭“关学”学者兴办教育之风。
于右任先生关怀桑梓，开办“斗口农事试验场”和“东段教育林场”。
1932年三原发生急性霍乱，他从上海寄来“三联疫苗”由其夫人给群众接种。
于右任先生的一生都在遵循着“关学”传承人所应尽的责任，以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”对其评价毫不溢美。
“关学”的终结与遁隐
关于“关学”终结下限问题，有学者认为“关学”终结于清末刘古愚。
另有学者指出“关学”终结于以牛兆濂为典型代表，活跃在清末民初时期的儒家。
鄙人则认为“关学”虽在传承形式上终结，但其内涵已隐入关中地域的官风、学风、民风、新风之中。
“关学”已经完成自身的风俗化，并永远绵延下去。
参考文献：
陈正奇《关学对关中地区民风民俗之影响》；
赵馥洁《关学的基本精神》；
相巍《“关学”的起落兴衰》；
张波《关学史论纲》；
张世敏《关学的形成与发展》
本人闲散HR一枚，自号“隆梨散人”。现居西安龙首山西麓，靠汉长安城遗址，临唐梨园故地。正所谓靠山吃山，靠城吃城，靠梨吃梨。喜欢站在人力资源管理角度解读历史，欢迎各位留言互动，关注本号其他文章。若有关于职场方面的疑问，可私信沟通。